韓國的各大政府機關、民間、大學、企業成立各種研究機構,在研發上的努力,是社會創新的動力來源。研發不僅是科技,也包括社會、政策個層面。台灣有太多優秀人才,卻沒有給這些人創造機會,自廢武功,可惜。不管本土或國外,重要是要有良好的評鑑和培養人才的機制,台灣竟有終身免評鑑制度,絕對權力是絕對的腐敗,這種學術大老自己設立的自肥制度,非常可議。如果沒有學術的創造力,就應努力創造機會給以後的人。台灣好多流浪博士,國外回來也很多,放著這些人才,一直在自我消耗的體制,真的很可惜,掌有權力和資源的人不努力創造良好的制度,只想吃香喝辣,這種人要被社會嚴格監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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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昨天參加首爾大學亞洲中心辦的公共論壇,聽到地理教育系的Bae-Gyoon Park說,東亞國家在發展主義的都市政策下,將都市空間強化為商品,而不是眾人創作的藝術品。所有權人才有決定都市空間的權力,真希望太陽花的無住屋青年也去參與這些公聽會。這些房地產的價值是全民的創造物,屋主沒有絕對權力去主導台北的發展。如果,台北只允許所有權人才有說話權力,這都市只是更強化強者欺負弱者,以樹為名,佛心在哪裡? 太陽花的無住屋青年到哪裡去了? 碰到房地產價值,所有人都碰到心理的魔障,怎樣都跳不過去,也跳不出來,然後,所有的,一起下沉。漲的是什麼? 需要冥紙大大去慶祝的吧?!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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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文章大有問題;
(1)日本的公宅已經到達百分之六,台灣還只有0.08%,政府根本還沒蓋幾棟。
(2) 現在政府用的地是公有地,沒有強拆的問題,但附近的居民希望是公園,而不是公宅,國家的任務是社會重分配,而不是幫中產階級增高房地產價值,要公園不要公宅,台灣已經貧富加大到一種程度,都市計畫要照顧的是公平,這是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政策。
(3) 空屋的數據,有多少調查真的去了解空屋的各種狀況,有哪些還可以住人。
(4) 鄉下的地方的空屋是因為沒有就業機會,房子不是只有住而已。⋯⋯
(5) 韓國的房價所得比7.7,遠低於台灣的15,但80%認為政府還要繼續蓋更多的公宅,公宅就像健保制度一樣,一旦實施了,很少人會希望政府停止,反而希望愈來愈多;
(6) 政府真的需要有重要的研發單位,去作調查,了解現在的需求在哪裡,怎樣解決。各種方案都需要更仔細的執行步驟,和隨時了解施行狀況。這些現實狀況的了解很重要。台灣如果只讓名筆和名嘴來惑眾,而沒有政策的研發能力的話,是很糟糕的狀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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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士沒有亡國,而是台灣不肯花錢在研發,只喜歡聽一些人高談,隨便相信一些簡單的答案。台灣的研發需要升級,將人才好好利用。只能讓人才去賣雞排,而不善用人才在整個社會的研發和提升。整個社會只相信一些沒有踏實研究、追根究柢、創造研發的論調,沒有思考、沒有研發、糟蹋人才。隨便相信沒有追根究柢的言論,這才是亡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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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正義的角度來談,Esping-Anderson 的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,用三的標準,第一,去商品化的程度,福利制度怎樣幫助無法進入市場的人;第二;是否加大階級的差異; 第三,減少仰賴家庭。台灣這樣的住宅問題形成,就是無法跳脫市場的思考模式,總是把社會住宅當附帶,甚至認為沒有效率。都不曉得原本市場萬能的假設,就是台灣住宅問題的始作俑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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擴大公共支出,要看公共支出是在哪一方面,如果公共支出只是蓋蘇花高(改)這種建設,只有對環境更加破壞,對未來人才和產業升級無異。擴大公共支出,如果是在提升研發能量,訓練人才,促進生活品質,為下一個產業型態做準備,這些公共支出絕對有益未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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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住宅法現有的修法狀況來看,台灣的住宅政策推動還是寄望於私部門參與,包租代管,促進業者或公益組織加入社會住宅提供。這有兩個問題,第一、整個住宅需求的協調還是需要一個中央統籌單位,管理入住分配、住宅品質的管理等等,如果計算成本,國家直接興建和管理是最便宜和有效率的。第二,政府和私部門之間的關係,該如何協調和監督,私部門可以根據獲利,限定照顧的對象,但國家的單位不能拒絕需要照顧的對象,私部門需計算成本,國家是以重分配和照顧弱勢出發,社福不是生意,是社會安全網,也是社會融合的重要政策工具。這種私部門有效率的迷思,在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開始洗腦,深植民心之後,也成為台灣住宅改革,最大的心理障礙。

不過,公部門的官僚化問題,也是一個需要面對和改革的問題,如果政府部門做不好,應該想的是如何促進政府的效能,而不是立刻就把解決方式朝向民間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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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產事業,就台灣多年的發展來說,倚賴是一個不公開透明的市場,最後的結果,不是火車頭工業,是拖油瓶產業,造成台灣經濟發展遲鈍的最大原因。把房價拿來看,政府沒有真打房過,反而不停地救房市,造成社會認為投資房地產穩賺不賠,結果,房價堆高到僅次於香港,即使降了一半,沒有父母幫助的人,還是買不起。過多資金放在房地產,把房地產當股票炒作,影響社會的創新事業,建築營造業者也不見得獲利,因為,最主要的價值在於房屋轉賣的利益,而不是建築的品質。房價炒作這麼高,都市更新更為困難,因為,運作成本更高。把房子當成炒作投資工具,而無法正視房屋的品質和使用的價值,這是台灣1949年以後,長久政策錯誤造成的社會停滯,應該從根本救起。因為,現在的狀況是,生產事業不努力投資升級,努力培養人才,把錢放在房地產炒作。有創造力的事業被房租壓死。房地產事業是台灣的拖油瓶產業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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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現在的公共住宅論述,還有很多人深受當時美國198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政策轉向影響,到現在還認為國民住宅等於貧民窟,或還是深信租金補貼代替興建國宅是比較好的辦法。卻沒有去update現在美國對這個政策轉向的檢討。

Edward Goetz是美國明尼蘇尼大學都市區域學系教授,他2013的書;檢討美國公共住宅的政策1990年代轉向,檢討當時 將窮人去集中化的兩個政策,一是租金補貼,二是將大量的高樓國宅拆除重建成低密度國宅,
他發現兩個政策都對減少聚集沒有太大幫助,而且很多窮人搬離國宅後,生活境況更糟,因為房東不會善待,加上沒有窮人社區的互助網絡,生活更糟。
租金補貼好像可以降低聚集,但也沒有這樣的效果,因為,他們租不到好房子,還是住到窮人社區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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